《万历十五年》读后书评1000字精选三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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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万历十五年》读后书评1000字精选三篇

导语:《万历十五年》是一本改变了人们历史观念的书,它的大历史观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今天的格格带给大家的是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000字,供你参考!

《万历十五年》读后书评1000字精选三篇

【第一篇】

对于明神宗朱翊钧,历来人们大多持否定态度。其实不仅如此,说起明朝的皇帝,人们都没有好感:他们不理朝政,就像一个个败家子,折腾着祖宗的基业。在朱家统治时期,虽然写就了不少的辉煌,也留下了无数的骂名。鲁迅先生在论及明朝时曾说:“唐室大有胡气,明则无赖儿郎。”

但在《万历十五年》这本书中,黄仁宇先生则明显地表达了他对朱翊钧的同情与悲叹。当然,黄先生也从他的“大历史”观向我们展示了万历皇帝的一生,以及万历出发,追溯封建统治的源头,着重剖析了明朝的政治、经济以及文化,全面给我时期的文臣武将、思想家。

在高中历史课上,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:封建集权统治在明清空前强化,皇权至高无上。但在万历皇帝身上,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。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,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,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。

我想,其实,这也是万历皇帝的可悲之处。封建统治从秦朝到明朝,已经有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,它所推崇的文官制度,这时已经完备成熟。皇帝,在这个以程朱理学为根本太子思想的国度里,已经成为一种象征货体制。万历皇帝,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这个皇帝角色,按时参加各种典礼活动,批准内阁大臣的奏议,在全体文官以及程朱理学的协调下,整个国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运转了。皇帝,似乎已经成了礼制的象征,国家的精神领袖,倒有点类似于英国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。但这怎么可能呢?在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会里,皇帝基本上都是呼风唤雨,独揽大权,说一不二的。

可是,在明朝,在以理学为一切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的国家里,熟悉掌握了理学的文官集团,却逐渐壮大成熟,甚至达到了与皇权对峙的地步。万历皇帝想立皇三子为皇太子,朝臣竭力反对,双方苦苦斗争了三十几年。最后,万历皇帝被迫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,但这是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,上百名大臣被降级为沉重代价的。从此以后,万历皇帝心灰意冷,深隐后宫,消极怠工。朝臣的奏议,他不予批准,也不加反对,就一直搁着,拖着,让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。这很像小孩子的斗气行为。但一国之君这样做,却是以一个国家的没落为代价的。

其实,我们都有这样的疑问:立谁为太子,谁为下一任皇帝,作为臣子的,和他们有多大关系,他们为什么非得拥护皇长子,甚至不惜和皇帝对着干?在以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下,常洵为长子,就应该为太子。万历皇帝立常洛为太子,就是违反礼法的行为。在以礼法为根本原则的社会里,这是关系国家根本的问题,是不能允许的,即使皇帝也得遵守。

在历史上,神宗皇帝偏激逆反,昏庸无能。亲政初始,清算张居正。他晏处深宫,声色犬马,荒废政事,又大肆兼并土地,溺志于财货。其在位期间,围绕太子发生的“国本之争”,更是将朱王朝进一步推向深渊。

如此可憎之人,必有其可怜之处。在《万历十五年》这本书中,我们看到了万历皇帝如何从勤勉政事,励精图治,逐渐堕落退化。

朱翊钧自幼聪慧过人,读经史过目不忘,而且颇为早熟。九岁即位,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张居正的教导下,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。张居正亲自教导他,安排课程,指导读书,选拔贤能的大臣辅导他,培养他治国安邦的本领。虽然十分严厉,却也不妨碍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。

【第二篇】

《万历十五年》很有名,我也已经读过好几遍了。近来再重读一遍,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。

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。

早在国人历史早期,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理解。这倒也不稀奇,几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。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,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。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。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,不能科学地理解天下的构成;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,万民理应万世顺从,但后来的事实表明,并非如此。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,但由于知识的局限,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,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,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形成,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念,改都改不了。

再到后来,观念由对天的感性过渡到对儒家思想的理性。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,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;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责任与其说是推布政令,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,践行儒家礼仪,与万民做表率。至此,儒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儒教了。

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。中国地域太大,自古而然,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,形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。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,下端粗糙肥大。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,二是实在没有能力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。为了统治的便利,只有靠观念,即后来的儒家道德。这种道德一来可以统一文官观念,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,与中央隔绝,也能力解当地的疑难;二来可以规范百姓,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,少为国家制造麻烦。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,而实战的结果表明,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,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“以德治国”的原因。

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,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、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[lizhigushi.com]。然而时代在发展,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,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。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,中国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开始走下坡路,这也许就是黄仁宇先生创作《万历十五年》的缘故。

《万历十五年》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,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,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,是对“以德治国”的深刻剖析。取名“万历十五年”也许只是个象征,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。

中国古代德治政治的优越性结束了,形式也结束了,但它的流毒却远未终结。儒教的本本没有多少人再学习了,儒教的精华没有多少人再记得了,但儒教的糟粕却深

深扎根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,因为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几千年,而进入现代社会还不到一百年。这种扎根的结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,这就是现代中国人还存在的诸多毛病。即便是年轻人,任你穿的很“哈韩”,吃的很“欧美”,唱的很“港台”,但骨子仍未脱离中国人的“奴性”以及其他任何“恶劣性”!儒教讲究“仁”,二“人”即为“仁”,中国人是研究人的人,最擅长“玩人”、“治人”、“整人”,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级组织的任何一次改革与反改革、革命与反革命,始终绕不开人事的问题,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人的整肃。

【第三篇】

对于明神宗朱翊钧,历来人们大多持否定态度。其实不仅如此,说起明朝的皇帝,人们都没有好感:他们不理朝政,就像一个个败家子,折腾着祖宗的基业。在朱家统治时期,虽然写就了不少的辉煌,也留下了无数的骂名。鲁迅先生在论及明朝时曾说:“唐室大有胡气,明则无赖儿郎。”

但在《万历十五年》这本书中,黄仁宇先生则明显地表达了他对朱翊钧的同情与悲叹。当然,黄先生也从他的“大历史”观向我们展示了万历皇帝的一生,以及万历出发,追溯封建统治的源头,着重剖析了明朝的政治、经济以及文化,全面给我时期的文臣武将、思想家。

在高中历史课上,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:封建集权统治在明清空前强化,皇权至高无上。但在万历皇帝身上,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。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,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,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。

我想,其实,这也是万历皇帝的可悲之处。封建统治从秦朝到明朝,已经有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,它所推崇的文官制度,这时已经完备成熟。皇帝,在这个以程朱理学为根本太子思想的国度里,已经成为一种象征货体制。万历皇帝,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这个皇帝角色,按时参加各种典礼活动,批准内阁大臣的奏议,在全体文官以及程朱理学的协调下,整个国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运转了。皇帝,似乎已经成了礼制的象征,国家的精神领袖,倒有点类似于英国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。但这怎么可能呢?在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会里,皇帝基本上都是呼风唤雨,独揽大权,说一不二的。

可是,在明朝,在以理学为一切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的国家里,熟悉掌握了理学的文官集团,却逐渐壮大成熟,甚至达到了与皇权对峙的地步。万历皇帝想立皇三子为皇太子,朝臣竭力反对,双方苦苦斗争了三十几年。最后,万历皇帝被迫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,但这是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,上百名大臣被降级为沉重代价的。从此以后,万历皇帝心灰意冷,深隐后宫,消极怠工。朝臣的奏议,他不予批准,也不加反对,就一直搁着,拖着,让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。这很像小孩子的斗气行为。但一国之君这样做,却是以一个国家的没落为代价的。

其实,我们都有这样的疑问:立谁为太子,谁为下一任皇帝,作为臣子的,和他们有多大关系,他们为什么非得拥护皇长子,甚至不惜和皇帝对着干?在以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下,常洵为长子,就应该为太子。万历皇帝立常洛为太子,就是违反礼法的行为。在以礼法为根本原则的社会里,这是关系国家根本的问题,是不能允许的,即使皇帝也得遵守。

在历史上,神宗皇帝偏激逆反,昏庸无能。亲政初始,清算张居正。他晏处深宫,声色犬马,荒废政事,又大肆兼并土地,溺志于财货。其在位期间,围绕太子发生的“国本之争”,更是将朱王朝进一步推向深渊。

如此可憎之人,必有其可怜之处。在《万历十五年》这本书中,我们看到了万历皇帝如何从勤勉政事,励精图治,逐渐堕落退化。

朱翊钧自幼聪慧过人,读经史过目不忘,而且颇为早熟。九岁即位,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张居正的教导下,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。张居正亲自教导他,安排课程,指导读书,选拔贤能的大臣辅导他,培养他治国安邦的本领。虽然十分严厉,却也不妨碍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。

在张居正生前,皇帝一直支持他的改革。但张居正的正直,却得罪了不少人,触动了守旧势力的利益。在他死后,反对他的人开始反扑。他们纷纷上奏,要求清算张居正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万历皇帝对昔日威炳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,对他的严格管理也感到了厌倦。于是他从维护张居正,到顺水推舟地开始了对张居正的清算。这也是在他树立自己的权威,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。于是,生前忠贞不二的“元辅张先生”,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臣。虽然清算成功,但这对朱翊钧来说,这肯定是个不小的打击。为什么他敬爱的老师就成了乱臣贼子,曾经受过张居正提拔的人为什么反而要陷害他,这些问题也使皇帝迷茫困惑。于是,他对朝臣的反复奸诈深恶痛绝。尤其是长达三十几年的立储问题,慢慢磨尽了万历皇帝的雄心壮志,迫不得已地立长子为储,也加剧了万历皇帝对朝臣的厌恶,以及对政事的热情。在这一转变过程中,万历皇帝的优柔寡断的性格也起了不少作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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